铁丝网防越境怎么做(日本捕鲸引公愤)

铁丝网防越境怎么做，日本捕鲸引公愤？

鲸鱼，哺乳类动物，大部分生活在海洋中，无法养殖，由于环境恶化和人类的大量捕杀，一些大型鲸鱼由于经济价值高而被广泛捕猎，许多鲸类濒临灭绝。

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规定从1986年开始禁止商业捕鲸。

日本是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利用IWC决议漏洞，打着“科研”幌子，依然大肆捕鲸的国家之一。

（视觉中国图）

法新社9号报道，由日本“日新丸”号率领的5艘捕鲸船当天离开东京港口，前往南极进行一年一度的狩猎之旅，这次计划猎杀333头小须鲸。日本渔业机构称，这一活动将持续到明年3月，捕鲸的目的是研究鲸的行为活动。

日本一直都宣称需要“以科研为目的”的捕鲸活动，以便更好地了解鲸群的迁徙、进食等习性。尽管动物保护人士指出“并不需要通过捕鲸来开展研究”，但日本政府依然从去年开始，就给捕鲸组织提供十亿日元资金支持。

（一艘日本捕鲸船用渔叉猎鲸 视觉中国图）

其实近年来日本国内吃鲸鱼肉的比例已经开始下降，但整个国家对捕鲸这件事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漠。

对普通人来讲，他们不在乎。2012年，日本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展开了一项1200人的调查，其中26.8%的人认为日本应该继续捕鲸，只有18.5%的人表示捕鲸活动应该停止，而其余54.7%则表示无所谓。

对日本渔民来讲，他们认为“鲸鱼只是鱼类之一，鲸鱼也主要是作为一种食物而存在”，所以，他们无法理解国际社会对他们捕鲸的指责。

对日本官方来讲，他们是支持捕鲸的。 “公约只是严格禁止世界各国进行商业捕鲸，但并未禁止‘以研究为目的’的‘限量’的捕鲸活动。”曾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井出敬二表示，把鲸肉当作食品投放在市场上，这和“科学捕鲸”并不矛盾。

然而，根据最近媒体报道，所谓的“为了做科研”，其实只不过是日本捕鲸业与政商界之间千丝万缕利益关联的“遮羞布”。

首先，是所谓的“研究机构”与销售机构之间存在共同的领导人。

受委托进行调查捕鲸的，是“日本鲸类研究所”和“共同船舶株式会社”，前者负责调查，后者负责捕鲸和销售鲸肉，这两个机构办公地点在同一座大楼的同一层，而且“共同船舶株式会社”的社长，正是“日本鲸类研究所”的理事。

其次，政府部门官员持有销售捕鲸获得的大部分利益。

调查捕鲸是日本农林水产省及其下属部门水产厅的利益，“日本鲸类研究所”每年接受水产厅补贴，水产厅官员退休后也会到研究所任职。最近5年，前水产厅的多名官员年收入达到上千万日元，共同船舶株式会社97%的股份，由农林水产省主管的5个财团法人所有。

鲸鱼作为无法养殖的野生动物，很多品种濒临灭绝，但日本却为了一己私利，长期做着这种这种越境的、不受监管的大型捕杀行为。曾有调查显示，尽管南极小须鲸目前处于“无危”状态，不过，通过分析1978-1991年和1991-2004年两个时期的数据，如今小须鲸的数量减少了60%以上，而这与日本的捕鲸行径脱不了关系。

除了鲸鱼，海豚也是日本人的“美食”之一。

2009年，美国摄影师、纪录片导演路易·皮斯霍斯和动物保护人士查德·奥巴瑞一起，共同展开了一个在极为隐蔽且危险的状态下进行的偷拍任务，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太地町的一个海湾——这里每年有超过20000只海豚被猎杀——拍摄到当地渔民捕杀海豚和鲸鱼的经过，并制作成纪录片《海豚湾》。

纪录片中提到，日本国内约有近80家水族馆，其中近半数的园馆饲养着鲸类，被抓来的海豚通常在两年里都会死去。而落选的海豚，成了市民的盘中餐。5000吨海豚肉出现在日本市场上，大多数普通市民却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吃过海豚肉，因为包装上写的是鲸鱼肉。

拍摄到的画面让摄影团队彻底震惊了。屠杀开始后，蓝绿的海水瞬间变成触目的红色，海豚的哀叫从有到无，只剩下日本渔民的笑谈，海豚的尸体在水中浮上浮下。

《海豚湾》获得过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影片发起人查德·奥巴瑞曾在2015年被日本警方以未携带护照为由逮捕。

查德·奥巴瑞曾经是著名的海豚训练师，他一个人发展出了整个海豚表演这个游乐项目，然而，当他圈养的一条海豚去世后，他意识到，这种行为将对生物生态带来严重危害，于是，他“用10年时间参与了驯养海豚的事业，随后用35年时间来反对和摧毁它”。

他剪断铁丝网释放海豚；他曾把电视机和海豚尸体的画像绑在一起，背在身上闯入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会场；他也曾经坐在潜水艇炮弹上面，抗议炮弹对海洋动物的危害。

为了海豚，他什么都不怕；为了海豚，他也在世界各地不断被捕，原因是侵犯别人私有财产——海豚。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被国际社会认为做过很多破坏生物生态平衡的事情，曾有调查显示，每一年大陆人民都会买走90％的鱼翅制品；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翅贸易中心；广东、福建、香港和中国其他南方沿海城市都是鱼翅消费的主力军。

而这些行为，对鲨鱼的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被切掉鱼鳍再丢回海里的鲨鱼，无法自由游动，最终会因失血过多、压力、窒息等原因慢慢的死掉。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国人的观念中，吃鱼翅是身份的体现和象征，鱼翅在中国也的确卖出过高价。野生救援协会的活动人士亚历克斯·霍福德也表示：“科学家估计，每年有7300万条鲨鱼的鳍被用于制作鱼翅汤，绝大多数鱼翅交易的目的地是中国。”

但近年来，随着国人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中国已经开始从各方面减少对鱼翅的买卖和食用。

从2012年起，南京市内五星级酒店开始陆续全面停售鱼翅类菜品，餐饮行业市场每年消耗的鱼翅量从之前的50吨左右减少到现在的年消耗量不到1吨。

2013年，作为反腐和反对铺张浪费行动的一部分，政府禁止在官方宴请中食用鱼翅汤。

2017年年初，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为中国内地首个禁止运输鱼翅的航空公司，随后，南方航空公司和东方航空陆续宣布禁运鱼翅，自此，内地的三大航空公司将全面实现鲨鱼鱼翅禁运。

姚明、刘谦等众多明星也都拍摄过反鱼翅的公益广告。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路上，还要继续前行。

今年3月底，网友发现珠海街头有渔民当场宰杀售卖海豚，随后相关部门检定被宰杀的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渔民也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9月初，一艘中国渔船“福远渔冷999”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被截获，工作人员在船上发现了大量鲨鱼，其中还有禁捕的保护物种和幼鲨。这艘中国渔船成为厄瓜多尔在保护区截获的最大违法渔船。而船上的那些鲨鱼，是从两艘台湾船只上收购的。

最后的结果是，包括船长在内的中国船员，被判处了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罚款数额达到490万美元；这艘船也被拍卖。

而在保护区运输鲨鱼的行为，也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抗议，他们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鲨鱼“守丧三天”，一款写着“Save a shark，eat a Chinese”（救一条鲨鱼，吃一个中国人）的T恤正在热卖。

象牙是导致大象被猎杀、濒临灭绝的最重要原因。

今年29岁的黄泓翔复旦毕业，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职业，远赴非洲卧底，假扮中国买家，参与抓捕象牙犀牛角贸易走私犯，整个行为被拍摄成纪录片《象牙游戏》，入围第89届奥斯卡。

在片中，黄泓翔提到过，关于象牙，中国的国际名声很臭，外国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象牙买卖，助长了非洲的大象偷猎行为的猖獗。

而黄泓翔要为中国正名，“我们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事实上，为了杜绝象牙贸易和走私，中国也一直在努力。

某度搜索“象牙”时，这个向来没什么节操的搜索引擎会提示“购买=杀戮”。

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12月30日下发规定，为加强对象的保护，打击象牙非法贸易，分期分批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2017年3月31日前，先行停止一批象牙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2017年12月31日前将全面停止。

或许有人会认为，日本既然可以如此明目张胆的捕杀鲸鱼、海豚，那中国人为什么要禁止自己吃鱼翅、进行象牙贸易呢？

对此，畅读小历想说的是，无论是哪国人，破坏生态生物平衡的行径都应该被谴责，被禁止，而且，日本因捕鲸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声名狼藉，我们更没必要与他们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一点，人类作为站在食物链顶层的生物，已经有太多的“特权”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对其他生物“予取予求”，对野生、无法养殖的珍惜动物的猎杀如果不被禁止，最终会反噬到人类自己身上。

保护珍惜动物不因人为原因而灭绝，是我们保护生态平衡、为子孙后代的延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怎么看待印度士兵把孟加拉少女打死并把尸体挂在铁丝网上这件事？

这个消息确实让人感觉悲伤，孟加拉是印度的邻国，曾经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71年被印度分割的孟加拉独立，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国。应该说孟加拉独立印度是有功劳的，这样也可以解除印度在东线的压力。这次孟加拉小女孩被印度边境士兵射杀事情只不过是印度所做的众多此类事件的一个而已，印度在孟加拉与印度边境地区，射杀进入印度境内的孟加拉国平民超过千余起。

这件事的发生究其根源还是印度对周边国家的态度问题，印度和周边国家都有领土争议，这在世界范围也是独一份的，印度对领土的贪欲是有一个情结的。印度的所有的历史上的王朝都是由外来入侵者建立，印度继承了大英帝国的遗产，也就是说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独立前的历史都是入侵者的历史，而不是印度的历史。这也导致印度缺乏历史传承性，于是在印度教的影响下，印度始终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印度就像一个有很多爹的穷孩子，总是刻意回避过去，而往脸上贴金，而且印度建国后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灌输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让印度更是处于迷失自我，盲目自信的状态，对周边一直都是强硬态度。

孟加拉国独立后并不倾向于印度，曾经长期反印度，现在易如此，不过，缓和很多，孟加拉的河流上游基本都是在印度境内，这也是印度对孟加拉强硬的一个原因，也是孟加拉恐印的一个原因。印度只所以对孟加拉国的平民开枪，也是印度长期觉得自己强大的一个原因，印度和周边的关系都不好，印度始终觉得自己是这里的老大，欺负弱国是印度的一惯政策，也是印度大国梦的一部分。简单说，印度觉得它很了不起，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说明印度是一个霸权者的态度。

据媒体报道，这名15岁的小女孩和父亲一起通过印度前往孟加拉，被印度边境地区士兵射杀，虽然其父上诉印度法院，但两次都判决印度士兵无罪。印度和孟加拉边境并不严谨，这样的相互之间走动很正常，归根结底还是印度的霸道做派使然，印度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瞧不起别人。这种自我陶醉的心态，无疑是印度民族主义情绪所致，这也是印度一旦吃亏，全国上下个个都呼天呛地的，仿佛天塌下来了一样，无法接受失败。这也是印度为什么总想以卵击石，他们已经盲目到了唯吾独尊的地步，这种强硬而又脆弱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这次印度边防士兵射杀无辜的小女孩表现的淋漓尽致。印度现在变的越来越有自信，当然盲目自信的结果，只能是失败。

（以上是兔哥哨位个人观点，欢迎探讨评论，欢迎关注兔哥哨位，图片来源网络）

两伊战争听说是一场用现代武器打的中世纪战争？

两伊战争是1980-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一场长达8年的边境战争。双方开战的原因有边境领土争端、教派冲突、油气资源的争夺、中东霸权的竞争等多方面原因。1980年9月22日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率先对伊朗发动进攻。在战争过程中两国除常规正面作战之外还采取了袭城战、袭船战、袭击油田等破坏敌方后勤、经济设施的手段并向对方军民使用生化武器。

历史上伊拉克所处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相继由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统治。然而自从新巴比伦王国被波斯帝国吞并以来的两千余年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再没成立过独立的国家，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两河流域先后被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帕提亚帝国、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

这其中的波斯帝国、帕提亚帝国、萨珊波斯帝国都兴起于伊朗高原。换句话说历史上伊朗的疆域曾多次覆盖过伊拉克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双方的边界线上出现了一块模糊地带： 阿拉伯河是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伊拉克境内汇合而成，阿拉伯河下游约100千米长的一段为伊朗和伊拉克两国的界河。1847年当时统治伊拉克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签订协议：阿拉伯河以波斯一侧的浅水区域为界，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掌握着大部分的水域。

1913年双方计划重新划分国界，但随即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取消。1918年同盟国阵营在一战中战败后作为同盟国成员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作为战胜方的协约国肢解。伊拉克就是在这时被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割出来成为英国托管地。1921年8月伊拉克王国独立，于是当年波斯王国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纠纷就成为了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1937年伊拉克与伊朗签订协议：又将国界画到了河面上主要航线的中间位置，也就是两国各分一半。不过该协议的签订并未给两伊之间的领土纠纷画上句号：伊朗的胡齐斯坦省（伊拉克称阿拉伯斯坦省）有10%的领土原为伊拉克所有，但在1923年被划入了伊朗，伊拉克方面就始终坚持认定伊拉克对该地享有主权，而阿拉伯河作为伊拉克唯一进出波斯湾的出海通道对伊拉克又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

伊拉克认为要将阿拉伯河水道与伊朗平分是对伊拉克大大不利的。由于当时伊拉克是英国的托管地，所以最早的两伊边境谈判是在伊朗和英国之间展开的。伊拉克独立后认为当初的谈判结果对自己不利，为此与伊朗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争端。伊拉克的海岸线几乎完全被科威特堵住了，留下的唯一出海口难以支撑伊拉克的石油贸易，因此伊拉克也希望通过对与伊朗有争议领土的控制获得更为畅通的出海通道。

伊朗是以波斯人为主的国家：波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6%左右，语言以波斯语为主。伊拉克以及中东绝大多数国家则以阿拉伯人占多数。波斯人一直把1400年前加西亚之战中被阿拉伯人打败看成是永远的耻辱。当波斯人和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中国等古典文明并立时阿拉伯人还是沙漠中的游牧民，事实上阿拉伯帝国在征服波斯后虽然使波斯皈依了伊斯兰教，但阿拉伯文明自身也被波斯文明同化了不少。

我们今天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其实就是从印度经由波斯传入的阿拉伯。这就使波斯人在面对阿拉伯人时具有一种复杂纠结的心态：一方面波斯人对历史上自己曾被阿拉伯人征服引以为耻，另一方面又始终以祖先曾经的辉煌为荣并在阿拉伯人面前自觉高人一等。波斯复国后在其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及波斯湾沿岸地区生活着一部分阿拉伯人。这里的阿拉伯人就像当年波斯在阿拉伯帝国统治下一样不断发动起义追求民族独立。

这就加深了波斯和阿拉伯两大族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外在伊朗和伊拉克国内均存在作为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而两国均支持对方境内的库尔德人取得民族独立以削弱对方。尽管伊朗在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后皈依了从阿拉伯地区传来的伊斯兰教，但伊朗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什叶派，而伊拉克尽管也是一个拥有大量什叶派人口的国家，然而伊拉克的统治阶层却出自逊尼派，与此同时逊尼派也是阿拉伯各国的多数派。

领土、民族、教派等多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两伊关系异常尖锐。萨达姆为保险起见还试图将对伊朗的战争塑造成为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民族宗教圣战，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万众敬仰的英雄：他假装站在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利益时提出了一个和伊拉克并没直接关系的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的归属问题。

这些岛屿原本被英国所占有，60年代后英国将其控制权交给沙迦。1971年11月英军撤走后伊朗便出兵占领了这些地区，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沙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并与阿布扎比、迪拜、富查伊拉、乌姆盖万和阿治曼5个酋长国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萨达姆将自己摆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领袖的位置上要求伊朗将这三座小岛归还给阿联酋。

作为直接受益者的阿联酋并不领情——公开声明这三座岛屿是阿联酋与伊朗的问题，和伊拉克并无关系。不过这只是萨达姆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的借口而已，所以阿联酋的态度其实根本无所谓。1980年9月16日萨达姆在政府会议上决定一周后将向伊朗全面开战。一开始萨达姆小心谨慎地命令伊拉克军队占领了伊朗边境的两个小村庄，对此伊朗方面没做出任何反应。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军队从南、北、中，三个方向发动了对伊朗全方位的军事行动。由此可见两伊战争是萨达姆为争当阿拉伯世界的老大而主动挑起的。当时伊朗的国土面积约为164.8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多万；伊拉克的国土面积约为43.7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多万。伊拉克的国土面积只有伊朗的四分之一左右，人口也只有伊朗的二分之一左右。显然伊朗在战略纵深、人力资源上更占优势。

如果是正常状态下萨达姆是不敢轻易挑衅伊朗的，然而当时伊朗的情况却恰恰处于不正常的状态。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霍梅尼等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士为核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在经历剧烈的革命运动后对效忠原政权的政府和军队成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一时间伊朗的财政、军队、社会体系出现混乱局面。

伊朗新政府对外输出什叶派革命理念之举使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恶化：那时的伊朗内部刚经历大规模的清洗，又被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鼓励制裁。反观伊拉克一方正处于空前繁荣强大的时期：1978年伊拉克的外汇储备接近4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1980年伊拉克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32位，而当时伊拉克总人口只有1300万。

这年伊拉克的人均GDP超过3900美元，而当时的韩国人均GDP只有1704美元。当时的韩国尽管还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正值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与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1979年局座张召忠曾在伊拉克工作时的收入只相当于当地人的1/30左右。萨达姆用充足的石油财富武装起了一支在当时号称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军队。

当时伊拉克拥有10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大约48万预备役部队，近6000辆辆坦克、3700门火炮、7500辆装甲车、700多架作战飞机以及飞毛腿导弹。此外伊拉克还有中东最完整的现代化综合防空体系——其“KARI”防空系统包括：4个地区防空作战中心、16个截击引导中心、70余个防空指挥与报告中心。伊军战斗机、地空导弹和高炮构成了立体火力网，基本覆盖了所有空域。

伊朗在战略纵深、人力资源上占优势；伊拉克在武器装备、经济实力上占优势。伊拉克的背后有美、英支持；伊朗的背后也有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站台。总之双方就是半斤对八两——谁也不具备彻底碾压对手的实力。这就决定了两伊战争与未来的海湾战争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战争形式：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两伊战争却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爆发的战争。

战争中如果一方占据绝对优势，那么战争就会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如果战争中双方实力相当，那么战争就会打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两伊战争这场拉锯战如今被形容为一场用现代武器打的中世纪战争。战争期间双方都没什么可圈可点的表现——这场战争被双方打成了没胜利者可言的消耗战。尽管双方的军队都装备了现代化武器，但双方的战术模式就像是用这些武器打了一次冷兵器时代的群架。

首先双方的指挥人员水平都比较有限：伊朗这边的领袖霍梅尼是通过教会的力量发动群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后上台的，所以他对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游行示威是在行，然而他在打仗这件事上可就是门外汉了。伊拉克这边的萨达姆倒是军人出身，可他在此之前实际上也从未指挥过实战。萨达姆上台是通过发动起义政变实现的，然而他从未有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战争期间两国军队的技战术水平都不高：战争爆发时伊拉克空军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当时伊朗军队根本毫无防备，所以防空火力反应相当迟钝。按说这种情况下闭着眼睛都可以命中，然而伊拉克飞行员的命中率却很低。当时德黑兰的梅拉巴德机场上伊朗飞机整齐停放在跑道上，但前来偷袭的伊拉克飞机在狂轰滥炸之后只炸毁了波音707客机和F-4战斗机各1架。

战争期间两国空军交战时不是用飞机的炮火击落敌机，而是用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互相追逐的战术，结果就是双方不断在空中兜圈子，总之是你追不上我、我也打不着你。伊拉克空军水平不行，陆军也强不到哪儿去。伊拉克军队在进攻伊朗城市霍拉姆沙赫尔时竟不会巷战，结果被伊朗民兵打得满地找牙，最后还是在特种部队的支援下才得以脱身。最后伊拉克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占领了这座城市。

伊拉克方面的战术水平如此，伊朗方面也并不高明多少。1982年3月伊朗方面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开始反攻。伊拉克方面对伊朗军队的反攻已提前有所准备：伊拉克军队在阵地前布下了长达12公里的雷区。伊朗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并没出动专业的扫雷部队，而是让几千名毛拉、孩子和士兵挂上霍梅尼发给他们的可以打开天堂之门的塑料钥匙，然后高喊着“真主伟大”的口号冲向地雷阵。

这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杀开了一条血路：随着地雷被触发使一排排血肉之躯纷纷倒下， 然而紧接着又一批热血青年冲了上来。这样的场面固然向世界展示了伊朗战士无惧生死的壮烈精神，然而当别国都已发展出自己的扫雷部队时伊朗还在用这种方式排雷只能说伊朗的战术水平完全还没达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水准。在这次战役之前伊朗政府为阵亡者准备了2.5万口棺材，然而战争结束后发现这批棺材远远不够用。

战前伊朗空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巴列维王朝时代培养的。霍梅尼政府上台后在清洗巴列维王朝官员的过程中顺带把空军也给清洗了。当时很多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都被投入监狱，换上了一群没任何实战经验的新兵蛋子。尽管伊朗空军储存有大量美制凝固汽油弹，然而换上的新兵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武器怎么用。奇葩的一幕就此出现：伊朗明明不缺先进的武器，然而缺乏能使用这些武器的士兵。

结果伊朗只好放弃最先进的武器不用，转而使用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武器。当时的伊朗军队实际上是由一群新兵以及临时强征来的平民所组成：这其中混杂有大量老人和少年。这些根本就没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人上战场的表现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战争期间伊朗军队常放着先进的武器不用（因为他们用不来）。伊朗军队最常用的就是人海战术：一大群士兵高呼着“真主伟大”向伊拉克的阵地冲去。

这样的场景总能令人想起二战时期高呼着“乌拉”冲向德军阵地的苏联红军，然而80年代的两伊战争竟还在用二战时期的老战术也确实不敢令人恭维。一场20世纪80年代的战争愣是让当时的伊拉克和伊朗打出了一战、二战的水平。这样一场战争最终打成了一场没胜利者可言的消耗战。前后历时7年又11个月的战争期间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战后却发现这仗打下来什么也没改变。

战前拥有37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欠下外债700多亿美元，在战争过程中伊拉克死亡18万人、伤25万人，直接损失3500亿美元；作为对手的伊朗也欠下外债450亿美元，死亡35万人、伤70多万人，仅德黑兰就有20万妇女失去丈夫，直接损失3000亿美元。战争使两国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20至30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军队已攻入伊朗本土，所以名义上这场战争是以伊拉克的胜利告终的。

伊拉克作为两伊战争名义上的胜利者将这场战争塑造为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对以波斯人为主体民族的信奉什叶派的伊朗的宗教圣战。伊拉克因此在战争期间获得了阿拉伯各国的支持，然而伊拉克却在战争中蒙受了重大损失。战争期间阿拉伯各国对伊拉克的援助并不是无偿的，而更多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这意味着萨达姆必须偿还高额的贷款。打了一场损失巨大的战争已令萨达姆在伊拉克国内的威信开始动摇。

这时要他还钱且不说还不起，就算还得起也必将动摇萨达姆在伊拉克国内的地位。萨达姆于是提出：伊拉克与伊朗打了八年战争是替全体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作战，是替全体逊尼派与什叶派作战。伊拉克人拿性命去战斗，希望其他阿拉伯国家把债务免了。然而萨达姆关于免除债务的提议遭到作为最大债主的科威特的拒绝，而萨达姆如果按科威特的要求偿还债务需要偿还的贷款数目高达140亿美元（这还不算利息）。

1990年8月被逼到墙角的萨达姆悍然出动10万大军入侵科威特，美国立刻组建多国部队介入到伊拉克同科威特的战争中。这时伊朗趁机迫使伊拉克接受了自己的和平条件：承认伊朗对阿拉伯河的一半主权并从伊朗领土撤出了军队。至此在战场上略占下风的伊朗又通过外交手段扳回一局，在经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后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又重新回到了战前的原点。

修建柏林墙是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个人向苏联提出来的建议？

柏林墙在苏东阵营的正式称呼是“反法西斯防卫墙”，猛的一听好像跟纳粹、希特勒有关系，然而这墙修建的时间是1961年8月，第三次柏林危机时期由东德提议修建的，与真正的法西斯没有毛关系。

关于柏林墙的由来，还得从1945年说起。

战败的德国如刀俎上的鱼肉一般，任人宰割。割地又赔款，领土进一步“缩水”，比如，德意志民族千年的故地，东普鲁士首都——格尼斯堡，变身成了加里宁格勒，成了俄罗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德国和首都柏林被战胜者——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分成四区。到了1949年，苏联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或民主德国），首都定在东柏林；而美英法占领区则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首都设在波恩。被分裂的柏林成了东西方对峙的最前线。

最悲催的是西柏林。柏林本身就是在苏联占领区，所以，归属西方的西柏林完全被东德包围着。最初，只要证件齐全，东西柏林之间人员、物资可以自由流动。正常情况下，西柏林靠陆运和水运（斯普雷河）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生活质量明显高于东柏林。

但随着冷战越演越烈，苏联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曾经两次封锁柏林，不允许物资、人员流动，这就是柏林危机。

这招可是立竿见影。毕竟，苏联一封锁陆地边境，西柏林的补给就只能完全靠空运，这个成本太大了，而且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下图，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时期，发生的温馨故事——“巧克力叔叔”，飞行员哈佛森中尉是孩子们心中的“圣诞老人”，他的C-54运输机机翼轻轻一晃，糖果，巧克力还有各色甜点就会从天而降。

前两次柏林危机最后都在美国和西方社会的重压和利诱之下，苏联选择了部分让步，最终解除 了封锁。

然而到了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机爆发，表面上看，导火索是苏联再次提出西方军队从西柏林撤军要求。现在想想，1945年4-5月，苏联付出了30万人伤亡的代价才把红旗插到了柏林议会大厦，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大方方的进入柏林要分自己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分了完了以后还一直在对面搞事情，想进一步颠覆自己的势力范围，心里肯定窝着火呢。

更现实的看，是在马歇尔计划和西方各种扶植下，加上各种主客观原因，西柏林虽然与西德相隔甚远，但是发展速度是与西德同步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工作、教育机会甩了东德老远，再加上西德和西方阵营的各种宣传术的影响。因此，向往美好生活的东德人往往借道西柏林跑到了西德，很多都是专业技术型人才、知识分子，著名媒体人甚至环球小姐等等，当然，大部分还是想吃上饱饭的普通人。

（下图，第十届环球小姐，玛莲娜·施密特就是从东柏林跑到西德的典型——从东德的耶拿取道西柏林，然后去了西德的斯图加特。）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1年，约有250万人逃往西德，其中大部分人是从西柏林逃走的，而且大多还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考虑到东德一共也就1600万人，要是再这么逃下去，没几年东德就要成“无人区”了。

而且，一些西德人还在东柏林大量购买受东德政府补贴的低价商品，利用汇率差，套购物资等等，长期下去，东德的经济也吃不消。

加之，这次苏联又跟西方谈崩了，但再向前两次那样拗不过之后选择默默的解除封锁，又觉得很丢面子，毕竟，这时的苏联是个核大国，在太空领域甚至还要领先美国一小丢丢，有了点底气。

因此，苏联当局做了一个决定，让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出面提出申请，苏联和东德共同建设一道“保护社会主义的屏障来抵抗资本主义入侵"。旨在防范西方的潜在侵略威胁，和阻挡西方间谍渗入社会主义阵营。

1961年8月13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关闭。尔后，蒙上带刺铁丝网的钢筋混凝土墙把城市分隔开来，全长155公里。

之后，西柏林作为一块“飞地”，物资、人员流动，与西德的联系，只能通过高架铁路和飞机进出了。东柏林边境守卫还被授权可以向非法越境者射击。

但是，修了墙还是抑制不住东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毕竟，都是德国人，两边的对比差距太大了。

所以，即便柏林墙修好了，但是东德人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的往西柏林跑，有挖地道的、自制潜水艇成功越境的，还有在东欧国家兜圈子，最后偷渡到西德的等等。

比如，下图，被誉为“二战德军专业户”，最帅制服演员，托马斯·克莱舒曼，曾是东德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上世纪八十年代，托马斯绕道边界线，游走了匈牙利、南斯拉夫、奥地利，饥寒交迫之下还冻坏了脚趾，最终跑到了到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两德迅速统一。

然而，用混凝土砌成的柏林墙没有了，三十年来，一堵无形的精神上的“柏林墙”依然顽固地留在许多德国人的头脑中，政治上的统一，并没有带来德意志民族完整意义上的统一。虽然默克尔总理自己都是曾经的东德人，但是东部在西部人的眼中依旧是老土、落后、给点钱能随便打发的形象。

而且，西德人普遍认为，东德并入后拉低了整个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西德公民和政府在为东德的落后买单（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

现在，收入差异仍然明显存在于广泛存在于德国东部和西部之间。此外，移民政策方面，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昔日的东德各州表现也非常抢眼。

正如德国作家彼得·施奈德写过的那样——“清除大脑中的柏林墙将花上比清除实体上的柏林墙长得多的时间。”